中美能否从“共有的历史”走向“共同的未来”
发布时间:2019-05-30 22 来源: 互联网 浏览量:15

周三,一封来自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的邮件指出,由于美国对华为的禁令,IEEE将无法让华为的员工在同行评审阶段担任期刊审稿人或编辑。在制裁解除前,华为员工无法处理任何文件。


今天,IEEE就在其中文官网上发布的中英文声明承认了自己对于华为员工的限制。声称“作为一个在美国纽约注册的非政治性,非营利组织,IEEE必须遵守美国及其他地区管辖权内规定的法律义务,遵守这些法规能保护IEEE及其志愿者与全体会员。


如果说中美关于稀土资源的争论是两个大国政治间的博弈,那么IEEE事件则体现出民间交往也正在受到影响。在徐国琦老师新书《中国人与美国》中,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自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质和运行规律,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活跃机制。


2019年3月23日,多位历史学者就《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这本书,在北京大学展开了关于“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史”的讨论,主页君分享全文如下。在中美关系紧张的今天,或许能给我们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交往一些启发。




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史

(徐国琦教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

新书座谈会回顾)


马希哲(理想国学术馆主编):今天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徐老师的新书中文版刚刚出版,英文版2014年就已经出了,很多老师很早也都读过英文版。中文版是这样的(展示书)



前两天跟徐老师说这本书的时候,提到大家跟徐老师特别熟,想借此机会跟几个朋友聚一块儿,一起说一说这本书,所以我们就想组织这样一个新书的座谈会。


今天这个活动我不多介绍了,大家都很了解,各位老师当然也不用多作介绍了。我们接下来每个人讲15-20分钟,也不是硬性规定,就是请大家谈一谈看书的感想之类的,到最后徐老师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的回应。中间会穿插一些好玩儿的东西,比如牛大勇老师今天中午找到一张包括徐老师在内的中美关系史学术会参加者们1985年的合影,正播放在这个会场的荧屏上。到时候我们请牛老师讲讲当年的一些往事。下面我们请袁明老师发言!


袁明老师:我建议还是请大勇老师先来说说这段历史,他又准备了照片,可以带大家回到那段历史场景。



1.

牛大勇:很多问题没办法完全用“友谊还是侵略”去解释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牛大勇


好,我不耽误时间。今天来开这个会,我想有两种讲法可选择,一种是就书论书。但在座的同道非常多,学生也很多,他们都会谈这本书。另一种是讲讲此书产生的历史背景。我愿意对此略作一些介绍。


1979年史学界发生了一场大争论。众所周知,我国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是按照毛主席一篇宏文的基调:《“友谊”,还是侵略》。新中国建国前夕,美国看起来是把中共领导忽悠了一下。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解放军渡江后留在南京不走。中共中央特意派个外交代表黄华(曾是我们今天开会这个地方的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学生),去跟司徒雷登有接触。司徒表示想和中共建立联系,甚至想到北平来看一看。他是诚心的。那么,以什么身份来?


以大使身份来不合适。但他有燕京大学校务长(实际上是校长)的身份,每年参加在燕大校庆或者校友团聚。中共领导慎重考虑后,答应他来,而且向他示意,到北平不会只是到燕大当当校友、做做活动,中共领导周恩来会见他,毛泽东也会见他。


谈到这种程度后,他就请示美国国务院。国务院考虑后,不批准他来北平,说这个时候中共要在北平建立新政府,美国承认的国民政府又还在大陆,美国大使去北平太敏感,来了以后会引起很多猜测。就告诉他,不去了。


这就把中共领导惹怒了,说你们美国政府,一再忽悠我们,延安时期赫尔利使华忽悠我们和谈,承诺的协议条款拿到重庆就推翻了。马歇尔使华又忽悠我们,说要调停内战,又耽误我们一些机会。现在你司徒雷登还是忽悠。有了这么一种感觉。毛泽东就文笔犀利地写了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其中5篇收到《毛选》中。其中一篇把飞回美国的司徒雷登称为“滚蛋大使”,这人后来一辈子想来中国也来不了了。中美关系已经正常化了,他想把骨灰葬到心爱的燕园,还是回不来。我们的外事领导想成全,但有的老革命不依不饶,告状说滚蛋大使怎么能回来呢?状告赢了,骨灰也不能回来。后来只好把骨灰葬在杭州。


其中还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友谊”,还是侵略?》。因为美国那个时候发表个白皮书,把关于中美关系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文件选编出版了,以说明美国历史上对中国是如何尽力尽心,本着友好情谊向前推进。中国现在这个局势,使美国政府在国际国内面临一片沉重压力,说你们政府怎么把中国给丢了?唉,不是我们政府给丢了,是他们自己没搞好!蒋介石政权不行啊!我们怎么扶植和投入都不行,除非我们直接出兵。但美国人不能干这个事,所以中国就这么丢了,不怪我们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说这是个反面教材,让大家都读一读。所以当时集结了最精华的一批翻译人才,把白皮书字斟句酌地翻译成中文,译得真是挺好的。这些历史文献,后来当然可以散见在《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但是比较集中在这个中文译本里,仍是今天值得看的。


《美国外交文件集


由此,中美关系史就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待了。美国对华不存在友谊,就是一部侵略史。白皮书是它的自供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界有些人开始反思长时段的中美关系史的性质,其中一位是复旦大学的汪熙先生。他做世界经济史、国际贸易史研究,关注到中美经济关系史。1979年在《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了一篇《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认为不能把1784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一概说成是美国侵华史,这里有历史创痛,也有美好的记忆。


在列强侵华过程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占据中国领土的国家,美国使节多次提出过占据中国某块地方的动议,都被美国政府否决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一个主要内容是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但因为不愿承担同其他列强对抗的风险,所以总是摇摆和妥协。


美国对华总是存在多种不同的主张,不能简单看待。中美关系史册中的友谊篇章不应该泯灭,如华工对美国西部铁路建设的巨大贡献,至今为美国人怀念。美国飞行员为中国抗日战争英勇献身,斯诺、史沫特莱等等美国友人把红军和中共的英雄事迹传向世界,中国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


这个观点马上引起一些长期研究美国侵华史的老先生们的强烈反对。《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署名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的侵略性是毋庸置疑的。


这个在世界各地侵占领土的国家,没有在中国占据领土,只是因为错过了时机,转而采取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的侵华方式。美国1900年由海约翰国务卿提出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行文的含义是不变更中国自有的一套行政体系,形式上维持政治独立,实际上保持帝国主义在华的半殖民地统治。至于中国的主权,早已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严重破坏了,还有什么“完整”可言?汪文中说的几件“门户开放”政策对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起了“抑制或延缓”作用的几件大事,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华工在美国的遭遇完全是一部受侮辱受苦难的血泪史,美国资本家恩将仇报,过河拆桥,汪文回避了美国排华风潮,华工问题不足称为中美“友谊的篇章”的范例。


批评还涉及研究方法和认识上的一些问题,语气比较激烈。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也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发表文章(《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指出中国方面的有关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掌握的资料不很丰富,研究主题几乎全部集中于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倾向一个方面,范围不计较狭窄,也缺乏系统性。一些问题需要重新研究,有更广泛的问题则需要开始进行研究。


早期中美贸易关系基本上是平等友好的,1844年《望厦条约》后美国追随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不平等条约毒化了中美关系。“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侵略和文化渗透,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这期间交织着美、日、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斗争,穿插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美两国结盟关系。1949年以后的中美关系也分阶段地显示出复杂性。总之,两国关系既不是一贯友好,也不是一贯敌对,必须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


争论的硝烟弥漫到1984、1985年,基本散开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进入新阶段,人们的视野更宽阔了。1985年汪先生在复旦主持召开了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把他的论战对手也请来参加,双方都表达了和解,也各自保留意见。


更重要的是,这个研讨会请了一批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做中美关系史研究者,后起之秀非常多,这里请看照片,就不一一地介绍了。前排这些人基本都故去了。(袁明:资先生还在。)对,还有姜义华先生也在。但基本都作古了。你看前排:左一罗荣渠、左六丁名楠、左七李慎之、左十一汪熙、右二张振鹍、右四丁则勤。限于时间,余不一一介绍了。



第二排左四袁明。第三排右四陶文钊、右六王建朗、右七金光耀、右十那位小伙子就是今天座谈会的主角徐国琦。最后一排左一是时殷弘。我嘛,合影一贯高高在上地站在后排正中,左手挨着章百家,再隔一位是任东来。这中间很多后来很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这个会上讨论的话题就很多元化了,可以看出,中青年和老年学者群体间有个差别:中青年学者对“性质”这类的框架已经不太计较了。我就感慨,这些人后来去世的去世,去海外的去海外。留在国内的大部分人还在做,很多人做得也很有成就。去海外的人一半以上不再做中美关系史或美国史的研究了。


但是,国琦兄一直坚持做下来,而且他的特点是厚积薄发,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哈佛大学埋头攻读博士。读完以后就任教,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沿着老师入江昭开辟的路子做跨国史的研究。最近这十年来,新著叠出。


他把中国放在不断国际化的进程当中研究,特别强调政府以外的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仅仅盯着政府高层的外交互动。民间层面的各种群体,包括非政府组织,有组织的、无组织的群体和个人。各种各样的交流:体育、文化,劳务,那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我们为什么老局限在两国意识形态上的这种那种冲突和对抗,以及政治团体、政治领导之间的对抗史呢?所以,很多问题没办法完全用“友谊还是侵略”去解释。


徐国琦的著作就是进一步地、很实际地拓展了一个广阔的视野,让我们看,在多国互动的全球化时代,在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时代,到底有什么问题是也值得研究并可以用新的视角来研究的。这是他的书对我们最有启发的。


所以我今天来座谈,看到袁明、国琦,有些感慨的是,群芳飘零,重聚在现在的就是我们三人。这种感慨之下,我作诗一首,请行家斧正:


如烟似梦隔世间,初识三十四年前。

昂首一代生芳华,伏案千秋走笔椽。

之江宏论风流去,燕京重逢几人还。

不羡南柯不畏远,且循天道且随缘。



2.

袁明:跨文化会是一个趋势,

所谓的“文化边缘人”也将越来越多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燕京学堂院长 袁明


今天看到有这么多年轻人来参加,真是特别高兴。刚才牛大勇老师为大家展示了1986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会议照片,我和今天在座的大勇老师、徐国琦老师,都是那次会议的亲历者。我比大勇老师年长,比徐国琦老师就大得多了。能够给这么多年轻人讲讲往事,是一种幸福。李剑鸣老师还特地从上海赶来,真提气!我上个月在香港与徐国琦老师长谈时就告诉他,他真是了不起。我今天是来向他致敬的。


当时在复旦开会的时候,我已经从伯克利大学进修回国了。记得我是和北大历史系的罗荣渠老师,以及章百家一起从北京坐火车去上海。火车行进在华北大地上,我说起了在美国两年的感想,罗荣渠老师饶有兴味地听着,评论了一句:“从晚清派中国留学生留美,一代又一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在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一切呈现欣欣向荣气象的大环境中,罗老师当时讲出这句话,充满着历史学者的当代好奇。罗老师的视野很大,他很快就启动了更大的研究,关于现代化的研究。他当时这个评点在南下的火车上发出,现在回忆起来还真有点文学感。


国琦老师后来在《边缘人偶记》这本书里,写到了这一个会,说在会上听我讲访美的经历,他的原话是“参会对我增长见识的另一方面就是洗耳恭听刚从加州柏克莱分校进修归来的袁明老师的报告和心得”。


现在我一点不记得当时具体说了什么,但是我想肯定会提及我组织的“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1945—1955”,那是我全身心投入的一件事,是中美学者们共同完成的一个工作。国琦老师现在用“共有的历史”这个新框架来标识一种认知历史的思想高度,受他的启发,以后我也可能以此写些文字。


虽然我和徐国琦老师年龄相差很大,但是我们是很有学术缘分的。他在《边缘人偶记》中提到的许多人,我几乎全部认识。他上本科就读安徽师大,光仁洪先生是当时安师大历史系台柱之一。光先生在改革开放后重建中国国际关系史学科中,和南京大学王绳祖先生等前辈一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给我写的几封亲笔信,我都视为珍宝,收藏至今。


还有国琦老师书中提到的张健德,英文名字叫Antony Chang,是一位“奇人”。他出身香港殷实之家,继承了父亲的一些财产,可偏偏不走家庭给他的预设之道,而入了“旁门”,到芝加哥做起出版,而且还是在当时很冷僻的“美国与东亚”丛书的出版。Antony 自掏腰包,在出版丛书的同时,还做起了一本刊物“美国和东亚”,通过他原来在香港的好友黎凤慧,邀请我做了刊物的编委。


再如现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埃文斯教授,加拿大人,是费正清教授最后带的弟子之一,他的博士论文就写费正清与中国。徐国琦老师说埃文斯在关键时候给了他帮助,埃文斯在关键时候也给过北大一批年轻教员帮助。


国琦老师列出的入江昭(Akira Ireye)、柯伟林(Bill Kirby)、Ernest May等等,都是我很熟悉的朋友。他把这些曾经帮助过他的朋友,写进了书。我认为,这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品格,就是对人间美好的人与事的肯定与尊重,感念本身,就是一种美德。自己人品纯净,才会看到别人的人性闪光之处。


现在要说到《中国人和美国人—— 一部共有的历史》这本书了。我最早看到的是英文版。那是2015年的时候,一位北大化学系的毕业生来到我家,手里捧着这本英文版的书,告诉我:“袁老师,您一定会喜欢这本书”。


《中国人与美国人》英文版封面


这位北大校友在国际上事业做得很大,领导着一家有上万名高学历员工的跨国企业。我说我认识作者徐国琦。我读完开始几页后,就不禁想,国琦老师的英文怎么会这么干净?我自己本科是英语专业的,对语言很敏感。记得三十年前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英文还几乎开不了口呢。现在可以如此行云流水般地用英文表达深刻的思想和动人的故事,下的可不是一般的功夫。


可以肯定地说,为了写好《中国人和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这部著作,国琦老师看过海量般的档案,而且在内容的精选与编排上下了苦工。他真正做到了“沉潜”。经过他的裁剪与重组,一个个曾经在中美文化交流中留下足迹的生命,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又生动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戈鲲化”这个名字,我是在读英文版的时候才知道,之前完全不知道他曾是第一位去哈佛大学任中文教习的中国人,是一位文化交流的先驱。几天前,哈佛大学校长在北大的演讲中,特别提到:“1879年,戈鲲化先生带着妻子和六个子女,不远万里从上海来到波士顿,成为了哈佛的第一位中文教师。他从中国带来的经典书卷,是哈佛获得的第一批亚洲语言文献,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最早的馆藏”


我当时坐在听众席里,不仅想到,哈佛校长是否也是受到《中国人和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书的启发?至少我知道,参加校长演讲稿准备的美国教授之中,柯伟林教授(Bill Kirby)和国琦老师有着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书中还用很大篇幅写到留美幼童,提到他们日后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记得当时看完英文版后,正好赶上春季开学。我在北大开设一门“美国的文化与社会”本科生全校通选课,当时已经开了近20年了,我就把有关内容做进PPT, 还特地请一位研究生做了专题发言。因为她的硕士研究生论文写梁诚。他曾经是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做过清政府的驻美公使,在促进中美人文交流上做了很不一般的贡献。


最后讲一点我对“文化边缘人”的看法。国琦老师在书中着力讲述的,都是曾经在中美关系史中出现的跨越文化的人士,或者说是努力去进入与自己出生文化不一样的文化圈的人士。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文化会是一个趋势,所谓的“文化边缘人”也将越来越多。


我在1991年曾经组织过一个国际会议“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当时花在组织会议上的精力太多,花在自己的论文上的时间太少。不过我在自己的论文“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回顾与思考”中,确实就“文化边缘人”写过一段话:


所谓的‘边缘人’,从文义上讲就是文化传播者。在一百多年来将西方国际关系学说和研究介绍到中国来的过程中,几代知识分子进行了辛苦的耕耘。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如何认识西方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他们具体做了哪些工作?他们在传播中得到过什么支持,又面对过什么压力?他们又经历过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几代传播者有什么样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在对西方学说传入中国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时,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是探寻一下先驱者们的足迹。


当然这并非易事。因为许多闪光的、对后人有启迪作用的经历、思想、情感都并不见于公开出版物中,不少已经被历史尘封了。要做发掘工作,除去收集公开出版物外,还需看国内外人物档案、传记以及上述历史。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的工作应该说才刚刚开始”。


这段话是我差不多30年前写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好像这个旋律又出来了。我们还要继续探讨,但是讨论要有基础,要做出像国琦老师那样的贡献之后,才会有讨论的基础,我们才能拿具体东西说话,所以再次向国琦老师致敬。



3.

王立新:中美能否从“共有的历史”走向“共同的未来”?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立新


我比袁明老师和牛大勇老师年龄小得多,1985年我还念大学三年级,没能躬逢盛会。我第一次参加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1995年,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了以“美国与现代中国”为主题的讨论会,后来又陆续参加了有七、八次。


在2011年“中国与美国:相互认知与中美关系”讨论会闭幕式上,主持会议的陶文钊老师让我发言,面对会上众多年轻的学者我笑称自己已经是参会元老了,希望年青一代继续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积极参会,有一天也会成为元老。


学术研究是一个薪火相传的事业,需要一代代人延续下去,但近年来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学者们都去关注当前的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中美关系史领域远不像上个世纪80-90年代和本世纪初期那样热闹,这是不应该的,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参与到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来,把这项事业传承下去。


关于国琦教授的著作,英文版出来之后我就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美国研究》2015年第2期上(《中美关系史的新叙事——评徐国琦著〈中国人和美国人:一部共享的历史〉》)。今天我想谈两点:一是该书的学术价值,二是由该书引发的我对现实的一些思考。


国琦教授在书中选了很多人物加以叙述,这些人物过去也有学者研究过,就史实而言并不是全新的。国琦教授的贡献不仅在于进一步运用档案丰富了过去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共有历史”的新视角,将这些人物的经历视为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和共同的过去,从而赋予这些人物和事件以新的意义。


从全球化进程开启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依赖越来越深,每个国家都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历史有很多交叉和重叠的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共有的历史”。挖掘不同国家“共有的历史”和“共同的过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还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并有助于构建稳定、和平的国际关系。


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还有很多,国琦教授这本书限于篇幅只能讲述其中的某些方面。众多来华美国传教士的经历就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比如司徒雷登和丁韪良,他们作为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时间超过在美国的时间,参与了晚清和民国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事业也主要在中国。


在最多的年份约有6000名传教士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他们不仅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在一些方面改变了美国。关于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已经有大量研究,而传教士对美国的影响近年来在跨国史视野的观照下也逐渐被揭示出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教授在2017年出版了一部著作,书名是《奔赴海外的新教徒:传教士如何试图改变世界,但却改变了美国》(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讲述的就是美国在海外,特别是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


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戴维·霍林格新书活动海报


根据霍林格的研究,这些传教士及其后代由于在国外的经历,对东方民族抱有深切的同情,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独立。回到美国之后,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把一种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注入美国民众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对东方文化的态度以及对美国国家特性和美国的世界角色的认识。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并肩作战抗击日本侵略更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和共同的过去。


由此说来,按照国琦教授提出的方法,以国琦这本书为典范,还有很多研究工作可以做。希望未来年轻一代学者能继续挖掘中美“共有的历史”,书写出更有趣味,也更有意义的中美交往故事。


大家都知道,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正在滑向比较危险的方向,有人甚至认为中美两国正在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走向全面对抗。国琦教授这本书对我们思考和处理当前的中美关系是不是有所裨益呢?


该书结语有这样一段话:


“两国共有的历史或许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提供借鉴和指导。希望通过对共有过去更深刻的理解,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能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对未来的旅程,一起分享和共同拥有也许会更好”(《中国人与美国人》中文版第274页)。


这引发我对当前和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中美能否从“共有的历史”走向“共同的未来”?


显然,挖掘和书写两国共有的历史可以促进未来中美进行合作,有助于塑造一个中美“共同的未来”。而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中美之间之所有能够形成“共有的历史”,除了两国有诸多共同的利益之外,还有共同的理想、抱负和大体相似的价值观。


书中提到的几个例子都反映了这一点。比如,蒲安臣代表清政府出使各国,目的是要表达当时清政府加入所谓“文明世界”的决心,希望列强给中国以时间。而当时的美国的政府和精英接受了蒲安臣的说法,愿意帮助中国加入所谓的“国际大家庭”。


古德诺之所以能被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聘请为宪法顾问,是因为中国共和初创,急需制定一部新的宪法。而当时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希望通过传播美国的法律思想,推进中国的宪政转型,促进远东的和平。


杜威来华讲学正值五四时期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热烈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大力引进美国的教育理论和自由主义思想,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


当前,中美两国无疑有共同的利益,两国领导人也都大谈共同利益,并将共同利益视为中美两国可以合作也应该合作的基础。但是,在我看来,中美两国若想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甚至“一起分享和共同拥有”“未来的旅程”,仅有共同的利益是不够的(何况这种共同利益的范围还在逐渐缩小),还必须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价值观。


而当前正在出现一个趋势,就是在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理想方面,两国不是越来越接近而是越来越疏远。


在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特朗普总统反对“政治正确”,强调“美国优先”,美国的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对中国人的吸引力呈下降的趋势。一些鹰派主张放弃对中国的“接触”战略,不再谋求“改变中国”,甚至要在经济上与中国全面“脱钩”。而中国越来越强调坚持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大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话语、知识、概念和理论体系,坚决反对“普世价值”对我们的影响,防止西方价值观占领学校课堂。


中美两国国内的这些发展趋势在未来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两国不再相向而行,而是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最近我国一位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预测十年后中国的名义GDP将是美国的1.3倍,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GDP将是美国的两倍,制造业GDP将是美国的3倍,中国的军事力量将在西太平洋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他还称,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了,因为孙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提出的在国力上赶超英美的目标已经得到实现。


我听后很振奋,也希望他的预言能成真。但同时我也在想,如果我们单纯从国家实力和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把中美关系视为权力竞争关系,中国的目标仅仅是在国力上超过美国,那么中美之间恐怕很难像国琦教授书中说得那样拥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塑造中美“共同的旅程”也好,构建中美之间命运共同体乃至更大范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仅有共同的利益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理想。其实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里面不仅展望了中国未来国力的增长,还谈到了社会建设和民权保障。


《建国方略》里有这样一段话,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


也就是说,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不仅仅仅是中国国力上的强盛,还包括顺应世界的潮流,建立一个真正“民治、民有和民享”的政府。孙先生的理想反映了中美之间共同的价值观,无疑也应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


面对中美之间越来扩大的价值观鸿沟,我对未来两国能否拥有“共同的旅程”并不乐观。国琦教授在结语里谈及古德诺和杜威来华命运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推动两国互相远离的浪潮太过猛烈,单凭少数几个人——无论他们有多么出色——根本无法阻止其分道扬镳。” (中文版第271页)


我真心希望历史不会重演。



4.

赵梅:我们本身也是中美“共有的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主编 赵梅


刚才袁明老师还有王老师、牛老师都讲得非常好,我非常赞同。牛大勇老师以1985年中美关系史学会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与会者合影做引子,令我非常感动。一方面,我在照片上看到了许多已故的师长、前辈,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另一方面,往事如烟,它让我想到了中国的美国研究、中美关系史研究在过去三十多年走过的历程。虽然照片上的多位学者已经故去,但他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美国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我和徐国琦教授结识在1986年,那一年我去南开大学听时任美国外交史学会主席、康涅狄格大学历史学教授托马斯帕特森的美国外交史课程。南开的此次访学,令我终身难忘。


南开大学美国史教研室的老师和同学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予我和其他几位来自北京的同学的无微不至的指导和帮助。徐国琦教授当时刚刚留校任教,杨先生安排他负责联系和指导我们几个外来的学生。从此,我们开始了以后近三十多年的友谊。记得1999年他来北京办签证,准备去哈佛大学留学。我陪他在北京红都服装店买了他有生以来第一套西服,这套西服陪伴他近30年。


我与徐国琦教授同年,他比我有成就很多,他没有辜负恩师杨生茂先生的期望。我对徐国琦教授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对学术的一以贯之的追求和经久不衰的热情,这一方面是由于个人研究兴趣和特质使然,另一方面得益于哈佛大学特别是历史系以及南开大学杨生茂先生的造就和学术熏陶。哈佛大学特别是历史系以及南开大学杨先生的学术传统和精神,在徐国琦教授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传承和体现。


徐国琦教授从哈佛大学历史毕业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曾在美国密歇根州卡拉拉马学院,现在执教于香港大学历史系。他一直潜心于中美关系、美国历史研究,心无旁骛,遍寻研究史料,他的研究足迹遍布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我国台湾地区。三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今天终于开花结果了。


近年来,徐国琦教授有计划地撰写并出版多部有影响的专著,包括:主要英文著作有:《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China and the Great War,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版) 、《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the Sport, 1895-2008,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西线战场陌生客》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Great War,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徐国琦教授的多部著作,以其对史料的深入挖掘、宽阔的学术视野,以及独到而深刻的见地,深得学界好评。


以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语言讲故事,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讲述蒲安臣、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约翰·杜威,以及“由体育运动而产生的共有外交旅程”这六个在中美关系史上产生重要的影响的故事,挖掘上述个案包含的长期被忽视的积极方面,从而提出中美“共有的历史”这个重大学术命题。


“这些个案都涉及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尽管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所有这些个案中,中国人和美国人确实进行着多层次多方位的交往,他们之间又确实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中国人与美国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导言,第16页)。


通过文化而非政治视角,从两国社会而非政府层面,研究中美两国历史上曾经共有的过去,提出中美“共有的历史”这一重要命题,是本书的重要学术贡献。


正如作者在导言中写道,本书“通过文化而非政治、经济、种族或外交为参照系,揭示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的历史过去如何为民族的发展追求带来影响,指出中国人于美国人的共同经验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


“共有的历史”这个命题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当今中美关系面临自1979年建交以来最为严峻考验的今天,探讨中美两国民间与社会交往与互动,探寻中美两国间曾经“共有的历史”,增进相互理解,化解冲突,显得尤为重要。


牛大勇老师在会议开头向大家展示的1985年中美关系史学会的合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我们这些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学人本身也是中美“共有的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一代一代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薪火相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美国的认识和理解在不断深化。相较于其他国别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中国所有从事美国研究的学人,这个学术共同体本身,就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书写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


我衷心祝贺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中文版出版。徐国琦教授最近又开始了另一部著作的写作征程,期待徐教授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



5.

李剑鸣:中美“共有的历史”是一种不对等的“共有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


国琦为人大气豪爽,不拘小节,但做学问却严谨踏实,有点“斤斤计较”。他的学术理想既使我们深为振奋,也感到望尘莫及。而且,他所享有的研究条件和学术资源,也让我们望洋兴叹。他能写出这样一本书,自然有长期的积累,也得益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读这本书是很愉快的,而且读完了也一定会有一些感想。我的感想是,这本书具有三个突出的优点,值得我们揣摩和学习。


首先,这本书有一个宏大的观照历史的理念,这就是大家都在说的“共有的历史”。书里所讲的故事,点点滴滴,枝枝叶叶,大家多少都知道一点。但是,放到“共有的历史”这个框架中,这些故事对中美关系的意义就大不一样了,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不禁惊叹,这些事情原来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


过去的中美关系史,讲差异,讲冲突,讲对抗,国琦觉得光讲这些是不够的,他现在揭示出了中美关系史的另一个面相。这就是这本书最大的学术价值之所在。现在中国学者做研究,越来越缺乏这种对历史的宏大观照,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能力越来越贫弱。许多文章都陷在事里面,仅仅是“事具始末”而已,缺乏章学诚所说的“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这样的境界。现在,“共有的历史”的理念和方法,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有的年轻人也要尝试用它来做研究。


其次,国琦的档案研究做得非常扎实,很有原创性。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书里的故事,许多人都讲过,但国琦的讲法不一样。他的素材都来自于档案,每一个细节,每一件事,都有史料作为依据。


我们现在做研究,特别是在外国史研究方面,有许多文章不过是把已知的事情重新编排一下,讲一点跟人家不一样的话。没有好的档案研究,没有新的材料,讲不出新的故事,只是一味地“另弹别调”,不可能产生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对研究也不会有真正的推动。以专著形式呈现的研究,一定要有档案研究的基础,不花工夫对别人不太重视的材料加以发掘,在理解材料时不能独具只眼,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很可疑的。


最后,国琦有出色的讲故事的能力。书里的故事,个个都写得极为精彩,特别吸引人。他的故事既有大线索,大情节,也有具体的细节,还有场景描写。蒲安臣的故事,留美幼童的故事,古德诺的故事,杜威的故事,奥运会的故事,都写得非常好看。


我特别喜欢戈鲲化的故事。别看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到哈佛刚两年就去世了,但这里面的情节真是非常有意思,有很好的场景感和带入感。国琦讲故事的能力得益于在美国所受的训练。美国好的史家都善于讲故事,而且讲得非常漂亮。过去叫“分析性叙事”,现在叫“阐释性叙事”,都是要通过讲故事来讲道理。


这种历史的写法,在我们的史学里也是相当欠缺的。我们的历史学者大多不善于讲故事,讲故事的能力急剧退化,这正是史学最大的危机之所在。年轻一代学者读这本书,尤其要揣摩里面的故事技巧,要重视训练自己讲故事的能力。


以上就是国琦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另外,我读完这本书,还有两点别的想法。


第一,书里讲的“共有的历史”,我觉得是一种不对等的“共有”。


书里写到的这些事情,比如蒲安臣使团,留美幼童,戈鲲化的故事,古德诺和杜威来华,对于中国历史无疑非常重要,是绕不过去的,只要写这段历史,就一定要写到他们。但是,这些事,这些人,在美国历史中有多大的意义?有些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像蒲安臣和古德诺这些人,美国史家也不可能浓墨重彩地加以书写。


在这些人的经历中,确实存在两国的交汇点,但是这些交汇对于两个国家的历史意义,是完全不对等的。国琦现在虽然是国际学者,但他的书还是从中国视角来写的;换句话说,他潜在的身份界定还是中国学者。我们今天谈“共有的历史”,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肯定都有中国人自己的角度,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作为中国人,当然希望中国能够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中获得裨益。


第二,在这段“共有的历史”当中,我还是看到了不少差异和误解。


特别是蒲安臣使团,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桩奇事。清廷在解释为什么派蒲安臣出使时说,天朝派不出会跟西方打交道的人,只好找一个洋人替中国去做沟通联络的工作。在那个时代,中国牢固地自我封闭,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屑于“开眼看世界”;再加上通讯、交通、信息传播方面的限制,存在巨大差异的文化之间,究竟如何沟通和理解,障碍肯定比今天要大得多。


即使在今天,信息传播和交通旅行都非常便捷,我们这个屋子里坐着的人又都对外部世界感兴趣,可是,我们能说对欧美的理解有多么深入吗?我们有多少看法来自于信息不全,或者干脆就是出于误解?


今天的局面有时也让人想到郭嵩焘当年的遭遇。他出使欧洲回来,发现人家也有些长处,就想讲给中国人听,结果被说成是“卖国贼”。我们多讲一点“共有的历史”,的确有助于克服差异的不利影响,也有助于消除或减少误解。但是,差异、误解、冲突和挫折依然是存在的,我们需要两方面都讲,“共有的历史”才会显得更加完满。


最后我再次向国琦表示敬意,虽然我们是老朋友,但是还是要继续向他学习。



6.

牛可:这本书敦促我们琢磨一下

“他我之辨”的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牛可


我其实是中美关系史领域的外行,也没什么可回忆的。徐老师这本书原版我拜读过,之后读其他书时就会经常想起“共有的历史”这个概念,想起书里的那些人和事。这里我说点感想和联想。


在现今这个时候,中美两个国家各自内部、中美之间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觉得再读徐老师这本书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敦促我们更认真地来琢磨一下所谓“他我之辨”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群,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从和他人的关系以及和他人的比较中认识自己,重新审视和更新对自己的固有看法。


这本书有一个好处,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就是它精湛地运用了历史学的传记研究、人物研究的方法,把一些实实在在的人和事摆在我们面前,促使我们更认真对待事实本身,也让我们更好地回归常识,更自觉地去认识和考虑一些有实质意义的问题。


中美关系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或者有意思的事实被遗忘了,或者没有被有效地纳入到我们的叙事和思考当中。无论是关于历史还是关于当今,都有一些不太靠谱的东西被拿出来当作事实在说,广为流传。而这些东西中既有我们对美国的认知中的不准确、不合理,又有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中的不平衡、不健康。


我觉得事实总是是重要的,我们还是要时不时回到最原初的、最基本的事实上去,包括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事实。而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历史和现实中,有很多事——有时是很重要的事——不是发生在国家间关系的层面上,而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


比如今天,中美之间就有一个并非无足轻重,而且按道理来说我们必须直面的事。这也是一个新近的“共有的历史”。这就是赵梅老师刚才说到的:


最近几十年来,有近十万个中国孩子在被美国家庭收养。我自己就认识其中四家,一共收养了五个女孩子。其中有一家我很熟,一对夫妇收养了两个女孩,都已长大成人,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女孩了。但是美国的养父母试图让孩子不要彻底隔断了和中国的关系,曾经送她们回来学点中国文化,而且在开导孩子们不要怨恨中国。这家的母亲,自己还学习各种关于中国的知识,我恭维她说简直成了一个“中国通”。


我有时跟周围的人提起那么多中国女孩在美国被收养的事,发现有些人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或者说很难把这件事放在他们固有的关于美国的认知中。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本身中和中国人对这件事的接受和认知中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含义。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的弃婴,这本身当然映衬出我们社会的问题和缺陷;而一些中国人惯常的想法是,我们这个国家在道德上毫无问题的,是无邪的,在和外国、外国人的关系中,只是我们对别人好,别人是得便宜的和受惠的一方;或者别人是加害的一方面,受害的是我们。是这样一套东西。


我们有时也会亏欠别人,我们在道德上有时也并不优越,这一类事实我们接受起来似乎并不容易。但让我们难堪的事实和历史也不能不面对。我们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中,不能没有那些对我们好,让我们受惠、受恩的人和事。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应该装进这些人和事,徐老师的这本书专讲中美之间的好人好事,我把它看成是为此做出的一个努力。


在共有的历史的概念之间之下,我们的确可以看见有许许多多美国人是真的对中国好。徐老师说的这类美国人,历史上还有一些,比如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


芮恩施


我们被教导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代中国人有时太过相信无利不起早,外国人对我们的行为都是利益驱动。但的确能在历史上看到这样的美国人,他本来跟中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专业上也不是研究中国的,但对中国、中国人有不一般的兴趣和情感,甚至投入大量的精力,要为中国做事、帮助中国人。


对这样的一些人,我其实有时也觉得不是很理解,搞不清这种对中国的兴趣、爱好和情感到底从哪里来。徐老师书中的人和事,还有一些我读到过甚至见到过的一些人,有时免不得让我这个外行想起一个老问题,就是“中美特殊关系”的问题。


老早以前我读孔华润(Warren I.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还有伊罗生(Harold Issacs)《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的印象》(Images of Asia: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后来在不同角落读到、看到的东西,也不时加强这个感觉。


我想,如果把这种“特殊关系”与那些对中国有特别的兴趣、重视、善意和热爱的人——尽管在美国社会中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联系起来,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美国精英文化和智识生活中其实是有比较大、比较特殊的地位的,“特殊关系”的说法可以说有其合理之处。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些东西如果放到改革开放的视角下,也就是说,把中美之间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共有的历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去看,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就像牛大勇老师刚说到的,中美之间历来有一些东西是超越官方的、国家关系的、地缘政治的、关于国家利益的算计和博弈的,而这些东西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中也起过作用。


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都是我们干出来的。你可以这么说,但这背后还有没有一些别的东西。怎么干和干什么,是得有相当的国际条件,是不是?“改革开放”里的“开放”二字,实际上就显示这个国家要重构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为了“开放”二字我们首先要改变自己——做很大的改变;其次,我们还要唤醒和发挥曾经被遮蔽了的更早的历史上的东西。


就前者而言,我想起章百家老师1990年代末写的一篇文章,有一句话叫“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甚至说我们影响世界最好的途径是改变自己,而“改变自己”四个字里头的有丰富的内涵。这里头的东西,我当年看到章老师文章最初并不能体会。而就后者而言,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实际上也是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的一部分。


这里可以说个故事。去年有幸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见到一位日本老先生,松尾文夫先生。今年年初这位老先生已经去世了。松尾先生在1970年代初任共同社驻美国的首席记者。他在尼克松访华之前的1971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预言美国一定会和中国重新接近。


日本著名记者松尾文夫先生


他在那次座谈上说,他如今在致力于告诉日本人,别以为日本可以远交近攻,抱美国的大腿而疏远或者抗拒中国,理由是从历史上、文化上、情感上看,美国最终是会倾向于中国、选择中国的。他这里的理由,跟他当年预言美国一定要和中国重新接近的理由是一样——作为预言我不知道对不对,但这是一种文化视角的对国际政治的预见。


他当年的判断是基于一个观察,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日美是同盟关系,中美处于隔绝敌对状态,但在美国国务院,日本专家没几个人,水平也一般,但却有一大群中国专家,熟悉中国,精通中文,对中国的知识和研究水平很高。


而且他说,这群人对中国是怀着深厚的感情,虽然老一代中国通在麦卡锡时代被清除出去了,但是这群人是被他们培养出来的;这些人甚至没来过中国大陆,顶多去过台湾,但仍对中国有很不一般的兴趣和感情。老先生从这个观察出发,又去追溯历史,去发掘中美之间的各种历史渊源,做研究,写书。他大概可以说是一位“中美特殊关系”论者。


老先生认为,他在美国国务院看到的那种东西,那种对中国的特别情感和重视,在美国的历史上,在美国的精英文化和公共文化里是有传统的。


中美关系一打开大门,很多像白修德这种以前和中国有渊源的人就回来了,他们这些人,对中国有特别的同情、理解,甚至宽容。拿这些人对中国的态度,和不少美国知识人新闻人对苏联的态度比较一下,特别能说明问题。


有一位大记者约瑟夫·阿尔索普就说过这个事,他七十年代出访问中国即将离开时,猛然发现自己对中国和苏联的态度是厚此薄彼,这种差异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迷惑。他们这些人,实际上对中美关系,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构成一种文化资源、历史资源。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获得相当有利的条件,除了国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是通过一些活生生的个人,通过承载了历史文化渊源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得到的。


里根时期,美国政府表态要支持中国的现代化,而当时这在美国社会中是有相当基础的。特别是在一些精英当中,让中国现代化、文明化是个持久的愿望,也是个持久的努力,尽管这当中也会有美国中心论和优越感,有把中国当学生的态度。


比如我们看当时的留学史,改开年代初重新开启到美国留学的大潮,而我们在一些人的回忆当中可以看到,很多人去美国,绕开了正常的程序;当时美国有的学校是真的很稀罕、很欢迎中国人,做出特殊安排让你进来,外语不好都没关系。今年突然发现,现在美国对访问学者已经全部开始收很高的“板凳费”(bench fee)了,几年前我还没听说过这种事。这不免令人会问,历史上积累起来的这样的文化资产、情感资产——甚至会变成一种国际政治意义上的资产,在中美关系大变化的今天,会在多大程度上流失、消失?


回过头去说,历史上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批对中国有特别的兴趣、情感的人?美国的智识生活史中也许存在一些考虑这个问题的线索。我这里只说一小点。


大体说来,至少从19世纪晚期以来美国就形成这么一个格局:越是文化发达的地方,越是教育、知识水平高的人,就越容易倾向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也越容易有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和态度,也就越容易生成对外国人民和文化的兴趣、理解和尊重。在非西方文明范围的国家,中国在美国的海外智识文化兴趣中首当其冲。这种东西除了体现在个人身上之外,还特别体现在大学和学术团体上。


比如在哈佛,在戈鲲化的时代,查尔斯·艾略特这些人还没有想构建系统的对中国的研究,但到20世纪初,哈佛就有一批人,也包括艾略特本人,就开始觉得我们这所大学一定要有系统的学问去了解和理解中国。


我在自己的阅读研究中也有一些感觉,像在哈佛,在哥伦比亚,在耶鲁,他们都在培育对中国的知识上、文化上的兴趣和志向,进而这些东西会积累成情感、审美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康奈尔,可以说都有各自牌号和风格的intellectual internationalism,而中国在这种大学里的“智识国际主义”当中占据显要的,有时是首屈一指的地位。当然这种东西首先是属于文化精英的。


美国大众当中,排华,对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歧视和贬低,从历史上到今天其实一直是有的。但美国的一些知识精英、文化精英是在培养自己对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的尊重、兴趣、热爱,提倡族裔和文化平等,开发对他者在文化、审美上的理解和欣赏,而且试图把这些精神要素推广到公众中去。这是同时涉及知识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东西。如果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就是文化“软实力”。对他者的欣赏、理解、善意和宽容,通过获得这些东西你成为一个比没有这些东西的对方更好的人,这就是你的“软实力”。


再更进一步说,我们今天有足够的这些东西吗,我们是不是有培养这种东西的认真、自觉的努力?我们现在号称要大力扩充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要搞区域国别研究,但可能对当中很多人来说,关于别国、他者的知识的概念似乎只是一种要提供“对策”的知识的想法,里头的“理解”的成分显然不够,或者说对“理解”的理解不够;是那种没有人文历史眼光的知识,是没有对人和文化的理解的硬生生、干巴巴的“知识”。


对美国这么一个对我们有着那样重要影响的国家,我们的知识和理解也可能远远不够,而且最糟糕的,是这方面的意愿不够。



7.

吴浩:荫余堂,美国小镇里的徽州古宅


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 吴浩


我是晚辈,今天在座的牛大勇老师、李剑鸣老师等都是我的老师,袁明老师更是我老师的老师。我和徐国琦老师因为上一本书《边缘人偶记》的策划而交往,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徐国琦老师请我也来讲几句。


最早认识徐老师的时候是看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浮生三记》。徐老师讲到他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实习的时候,登临我的老家——徽州休宁县的齐云山(旧称白岳,与黄山并称“黄白”),在那儿饱览山色、畅饮山泉之余,还意气风发地在石壁上题写诗句,其中两句是“它年若显凌云志,跨鹤寰宇当再还”。因为齐云山的缘故,我看了特别亲切,让我想起了《水浒传》中宋江在江州城浔阳楼上所题的“反诗”——“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当然,徐国琦老师的成就比宋江大多了。


当时,何兆武先生口述历史的作品《上学记》刚刚出版,我也在从事出版的工作,就一直鼓动徐老师写自传。他这么传奇的经历——上大学之前一句英文都不会,到后来在哈佛大学等世界知名学术出版社出版了多部英文学术著作——无论是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还是其他的方式,都要把它记录下来。


徐老师当时刚到港大,很忙,无暇写专书,我就给他在我主编的《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专刊上设立“浮生杂记”的专栏,徐老师就一篇一篇地写。两三年前,徐老师给我发了邮件,说他在哈佛终于把这本自传写出来了。


特别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黄立新社长和张春晓编辑——黄立新也是北大中文系的校友——这本自传《边缘人偶记》2017年在香港书展就正式出版了,我们还和中联办法律部部长、曾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王振民教授一起做了首发式的沙龙。


徐老师的《边缘人偶记》脱胎于《浮生三记》,最新的修订变已经成了《浮生七记》了。后来,我们又看到徐老师一系列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国琦老师从来不写中文著作的,都是写英文的著作,《边缘人偶记》是他的第一本用中文写作的作品。


我把《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认认真真学习了。就像国琦老师还有他的老师入江昭先生说的那样,他们秉承国际文化主义这个大的宗旨和理念,侧重于跨民族和社会之间的交流,有点类似于我们讲的热门词汇,“一带一路”“五通”里面的“民心相通”,以及人文交流、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在道理上是一致的。


刚才几位老师说到特别感兴趣的是戈鲲化的例子,对我来说,这个故事也特别亲切。戈鲲化是我的徽州老乡,也是徽州休宁县的。我记得在2003年,在北大国际政治系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张宏生教授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他去哈佛讲学写戈鲲化的文章。


张教授是古典文献专业,是研究古典诗词的,现在在香港浸会大学。他写了关于戈鲲化的考据文章,说在哈佛燕京看到对戈鲲化的介绍,来自中国宁波,但戈鲲化在诗集中多次自称“新安”人,新安指的就是徽州。张宏生教授后来通过古文献的爬梳,确认戈鲲化的故乡是徽州休宁县。不过,戈姓在徽州不是特别大的姓氏,张教授查阅各种档案资料都查不到徽州戈姓家谱之类的材料。走上哈佛大学讲台的第一个中国人是休宁老乡,我在大学时候读来觉得颇有兴致。


我对戈鲲化的兴趣一直都在,后来看了徐国琦先生的研究,发现张宏生老师偏重从中文古典文献的角度,而徐老师写的戈鲲化这章利用了哈佛和耶鲁的资料,特别是查到了戈鲲化写给卫三畏的明信片和诗,诗还翻译成了英文(第122、123页)


卫三畏也是美国汉学家,而且曾经是佩里黑船上的一个随员。戈鲲化写给卫三畏的诗,有一句叫“绛帐遥相设”,讲的就是哈佛和耶鲁都在教中文,有种互相砥砺、勉励的意思。袁明老师讲到,最近这一周哈佛校长到北大访问,演讲里面特别提到戈鲲化,还说戈鲲化先生如果现在在波士顿的话,看到如果有这么多的中国学者,甚至他教授的中文已经成为在哈佛教授排名第二热门的外语学科,该是多么欣慰的事情。


几年前,由美国耶鲁大学校友发起成立的雅礼协会和我的母校休宁中学合作十周年的庆典上,我曾专门引了这句写在诗里送给雅礼协会。因为戈鲲化是休宁人,在哈佛任教,卫三畏在耶鲁任教,耶鲁大学的校友又来戈鲲化的故乡休宁担任英语外教志愿者,休宁中学所在地方古称“新棠邨”。我就化用了这个典故,写了一首小诗:“孟夏草木长,嘤鸣咏宫商。绛帐遥相设,雅礼滋新棠。”


沿着戈鲲化讲,发生在戈鲲化的故乡还有一个故事,将来徐老师也许可以补到中美共有历史中去。


波士顿美术馆有一位白玲安(Nancy Berliner)教授,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中国版画史,特别是中国明朝胡正言(也是徽州休宁人)的《十竹斋笺谱》之类的,后来她去波士顿主持世界建筑博物馆,要到各个文明、各个民族去搬一栋代表当地风格的房子。选中国房子的时候,她想去选一栋徽州的老房子。


当时是1990年代的中期,她正好在休宁县碰到一栋老房子,兄弟两人正在分家,要把那个房子给拆了卖给外地人。这房子是清代中期的房子,有个漂亮的跑马楼,但是不在“国保”、“省保”、“市保”甚至“县保”之列。


这个时候,白玲安女士代表美国的基金会和县里达成一个文化教育交流的协议,她把这栋房子买了下来,各个榫卯结构等零部件都编上号,用集装箱运到美国波士顿,请了徽州的工匠花了几年时间在萨拉姆小镇原样建起来。也因为荫余堂结缘,雅礼协会每年派出四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到休宁中学担任英语外教,义务支教。


荫余堂,北美唯一的中国古建筑


这个人家姓黄,白玲安还把黄家的后人请到美国去,开幕仪式很隆重,举行了各种活动,还专门邀请了马友友在这栋徽州古宅里演奏大提琴。这个房子叫荫余堂,荫庇后人的意思。休宁一个山区小县,从戈鲲化,到荫余堂,再到雅礼协会和休宁中学的交流合作,都是中美共有历史,很有意思。


18世纪晚期的徽派建筑,现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碧波地·埃塞克斯博物馆,也是目前北美唯一的中国传统建筑。


我看了徐老师的架构,前面三章写的是19世纪的使者,写了蒲安臣、写了留美幼童,写了戈鲲化。“国际化中的中国和美国”这一部分写的古德诺和杜威。我自己觉得,19世纪的使者中美两国都有,所以实际上书里还缺一个中国人,尽管徐老师自己在270页提到,赛珍珠、胡适、林语堂都属于共有历史,只是因为篇幅的原因没有写,但我自己还是强烈建议,将来有机会再补一章,可以把胡适写上。


不单单是我们对胡适的情感,也因为胡适讲他有三个情结,徽州情结、北大情结、哥大情结,他本身就是中美共同的历史。胡适是靠着第二批庚子赔款去美国学习,1917年回到北大,“暴得大名”,发起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后来二战时担任驻美大使,甚至唐德刚先生的文章中还有一些夸大地说,因为他的“忽悠”才把罗斯福拖入二战——当然这不是正史,不过我们不能否认胡适担任大使时候对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的贡献。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系统研究过胡适的英文文章,仔细看胡适中文笔下的中国文化,和他英文笔下的中国文化不太一样,胡适笔下的中文对中国文化是批判多于辩护,但是在英文中你会发现,是更加侧重于在中西文化之间找共同点,比如为科学、民主、自由,从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习得的观念,去从中国文化里面找这些观念的根源。当然,这还是把中国文化比附在西方的价值观之下的。


目前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可以为徐老师提出的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历史做一个注脚。


二战时期,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胡适卸任了美国大使,在美国研究《水经注》,做学问。1944年的下半年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去哈佛访学一年,在那里讲一门课:“中国思想史”。他留下了大概1500多页讲中国思想史的手稿,提纲性质的。我们后来请台北的“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授权给我们,整理了好几年,4月份马上要出版,叫《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王汎森先生用这个材料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胡适心路的转变,他说从哲学史转向思想史,我觉得这个材料出来以后,可能也是对徐老师以及哈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做点注脚。


回顾徐老师做的一系列的跨国史的研究,我想到中国近现代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几个关键词:前两个就是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里面讲的新材料、新问题,一个时代新的学术是用新的材料研究新的问题。还有第三个是新的方法,也是陈寅恪先生在纪念王国维先生遗书的序里面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二重证据,地下实物和纸上遗文来实证;第二是指异族的故书和遗国的旧址来补证,当然陈寅恪先生讲的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东西;第三是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的补证。


我觉得徐老师的方法的确体现了陈寅恪先生讲的新方法。最后一个,刚才牛可老师也讲了,一百年前,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七卷一号上胡适写的《新思潮的意义》,其中的“十六字诀”点明胡适治学的志向和范式:“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和新思潮,徐老师一系列的著作都秉承了这些特点,都是对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特别精彩的诠释。谢谢。



8.

杨钊:从文化层面,

我们会看到一个陌生的中美关系史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杨钊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徐老师的新书研讨会,在座的多是我的老师辈,是国内美国史和美国研究领域最为顶尖的学者,我今天来主要还是抱着一个学习的目的。


看过徐老师的这部书,我简单谈谈自己的学习心得。我觉得评判一部史学论著的价值,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通过梳理大量的原始档案、文献史料,把一个史实非常清晰地还原和呈现出来。第二个层次是,在呈现史实的基础上,能够运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把原有的史料激活,从而透视出不一样的意义。第三个层次是,在进行扎实的史料研究,进行史实还原,并能运用多种理论工具解读史料的同时,还能够创造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解释框架,不但能够观照自己的研究,甚至能对他人和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帮助,这个可能是最高的层次。


徐老师的书显然达到了第三个层次。我现在正在关注和从事中国人留学美国史的研究,看过许多相关的著作。像大清留美幼童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很新的课题,前人已经做过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国琦老师运用“共有的历史”这样一个解释框架,使这个传统的留学史题目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而且他提出的解释框架,能够让大多数从事留学史研究的学者使用,包括庚款留学、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这样一些传统而重要的留学史课题,都能解读出全新的意义。


第二,这两年中国史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就是全球史、跨国史和国际史研究。历史学学者们觉得这些观念非常新颖,非常高大上,所以现在很多史学研究,包括很多学术会议,不管其具体内容如何,都要冠以全球史、跨国史和国际史的名目。但是,真正能够运用全球史和国际史的方法做出实实在在的具体研究,在中国学术界还是极为少见的。更多的人只是停留在对全球史、跨国史和国际史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以及翻译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层面。


徐老师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给大家做了非常好的国际史研究的范例。他做的这些研究,首先是基于非常扎实的档案研究,而且这些题目也是中国学者触手可及,并且有能力完成的。这本书为中国有志于从事跨国史和国际史具体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范本。


最后来讲讲这本书的现实意义。现在的中美关系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时刻,中美关系也是当今国际关系领域最为热门的话题。徐老师的书研究的是中美关系史,但是并没有谈传统的政治、外交层面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重大事件,而是从文化层面入手,梳理出了一条不一样的线索,呈现了一个大家并不熟悉的中美关系史。


就像刚才王立新老师所讲,中美关系如果仅仅基于现实的利益考量,二者的关系极易出现波折,因为随着二者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动,发生今天这样的碰撞在所难免。只有二者的关系建立在共有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两个国家的关系恐怕才能真正行稳致远。所以说,徐老师的研究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作为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在完成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还能够对现实有所参照,这也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人学习的一个典范。谢谢。



9.

徐国琦:中美关系正发生逆转,

这对其未来发展不利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 徐国琦


首先,必须感谢,感谢牛可老师、马希哲主编精心主办这次学术座谈会,他们发挥“牛马精神”,兢兢业业,在较短时间内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劳苦功高!非常感谢袁明老师、大勇、剑鸣,立新,赵梅、吴浩、杨钊等朋友以及所有在座的各位,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参加此次座谈会,让我有机会凝听诸位的宏论,并让年轻学子一睹各位的风采。大家对拙作的赞誉之言我非常感激,三生有幸,也受之有愧。


在此我要感谢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座各位可能不知道,这本书是历经千辛万苦才出版的。我要对黄立新社长、张春晓主任,还有马希哲主编和刘瑞琳老总致谢。


早在2014年在维也纳,刘瑞琳郑重地告诉我,理想国要把该书的中文版权买回去,并尽快出版中文版。但是因为莫名其妙的因素,该书中文版到现在才出版。这些出版人的敬业和不折不饶的精神,令人感动。我真的要感谢他们!这本书的最终出版,他们功不可没。


如果说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共有的历史”,那么这本书写作及问世本身就是一个共有的历史。在座各位中,我跟袁明、大勇两位交往很早,从1985年到现在,三十四年了。毛泽东当年有一诗句叫“故园三十二年前”,我们可是“故国三十四年前”啊。当时袁老师刚刚留美归来,给我们讲她留美的经历等等,似乎仍历历在目。


三十四年看起来很长,但是在历史长河当中是非常短的瞬间,回首三十四年以来中美两国交往的历史,对我个人来说是百感交集,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写作此书的心路历程和动机。


2008年和2009年, 我躲在哈佛写作《一战中的华工》,英文叫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当时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传奇编辑林赛水 (Lindsay Waters) 鼓励我写完此书后,可写一本新型中美关系史。我当时在美国生活差不多有20年,深深感到当时的中美关系正悄悄发生巨大变化。


在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西方发生金融危机。在西方,G2、“中美国” (Chimerica)说法(即中美共治),就是在那时候横空出世。当不少美国人感叹美国在衰落时,一些中国人也志得意满,认为风水轮流转,现在是中国人的天下了。春江水暖鸭先知,我切身感受到中美关系正发生逆转。并切身感到这种逆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不利。


其二,费正清 (他是入江昭老师的老师,所以算是我的太老师了)于194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与中国》。1948年是国共内战,新中国还没有建立,冷战方兴未艾,可谓在中美关系转折的关头,费正清想指点迷津。60年后,中美关系再次发生巨大变化,作为学者,我有责任重新梳理中美关系史,分析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交往史。所以我这本书的一个野心就是上接费正清,一个甲子后写出新时代的新的中美关系史。


其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侧重政府和“冲击与反应”模式,我则有一个企图心,建立一个新的解释模式,即集中研究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共有历史。从政府的层面回到个人,从外交层面回到文化层面。所以,这本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突破,就是向费正清所谓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 和费正清的学生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模式挑战,强调共有历史的重要性。


这本书也是我用英文撰写的所谓“共有历史”三部曲的第一部,除了2014年出版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外,2017年初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又写了一本《亚洲与一战:一部共有的历史》,今年5月1号开始到年底我就躲起来,集中精力,力图完成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Idea of China。


我过去写过国际化历史三部曲,这些书都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中国究竟是什么?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又是什么概念?我的共有的历史系列尤其最后一本则正面回答和解释Idea of China。可谓万变不离其宗,殊途同归。


我想通过《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亚洲与一战:一部共有的历史》,还有目前正写的Idea of China三本书,力图从各种不同的题目、角度分析、研究我心目中的共有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


回到刚才剑鸣说我会讲故事。用故事说话,确实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诉求。我之所以选三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120个留美幼童和国际体育与中美关系这六个故事,就是想在全面的档案基础上,给读者讲六个案例。这六个故事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


蒲安臣大家都知道,他是第一任美国驻北京公使,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出使全世界的使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推迟了美国排华法案,因为在1882年前,排华法案几次放到美国总统那里,美国总统都说,《蒲安臣条约》墨迹未干,我们不能这样做。


写留美幼童,是因为蒲安臣条约直接导致了留美幼童的计划,因为第七款、第八款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可以求学、访问,两国是平等的。曾国藩、李鸿章要出使到国外,为什么选择美国?各位想象一下,1872年的美国什么都不是,刚刚打了一场血淋淋的内战,正在进行战后重建,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些大学也没法跟欧洲名牌学校比,剑桥、牛津、巴黎大学、柏林大学都是上百年历史,哈佛当时实际上不算世界名校,但留美幼童到他们那儿去了。


这120个人里,就有中华民国的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心腹蔡廷幹。1912年哈佛前校长Charles W. Eliot代表卡内基基金会出访中国和日本,他在中国的时候跟唐绍仪、蔡廷幹说,要以卡内基基金会的名义,给中国遴选最好的宪法专家。结果古德诺来到中国了。


留美幼童中还有一个人叫梁成,就是他在1908年说服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把庚款余额拿出来让中国可派学子到美国留学。胡适就是庚款留学生, 1919年邀请他的老师杜威访华讲学。所以你看,本书的各章节实际上环环相扣。


前面立新、吴浩等人提到我应该写传教士、胡适等人。如果大家看过我的《边缘人偶记》,就知道对于哪些该写哪些不写,我一直有好多纠结。


立新说得对,传教士理应成为中国人与美国人共有历史的重要部分。在我构思此书时,我考虑过卫三畏、司徒雷登、赛珍珠、白修德、费正清、卢斯、林语堂等人。我在耶鲁大学档案馆把卫三畏的所有档案都看完了,也在哈佛档案馆看过部分白修德、费正清等人的案卷。但最终我决定不写他们,觉得我没法写。


一些题目如果我觉得跟我的全书架构关系不大的话,一般不写,或者别人已经写过的了,例如赵梅写过赛珍珠,立新写过传教士,我觉得我很难突破,如果我写不出新意,就不写。也有的题目很好,但是没有档案资料,也没法写。在西方名牌大学出版社出书的一个要求就是书要一气呵成,有总体感和完整性,如果把这个书变成一个碎片,就不如不写。


剑鸣称赞的戈鲲化一章,原本不在我的写作之列。哈佛图书馆有一个林希文博士,我跟他很熟。有一天我们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附近的Charles Hotel旅馆里面喝酒,他问我在写什么书,我说写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他问我写不写戈鲲化。我说我不熟悉此人。他说他的办公室有戈鲲化的档案,尚未整理,你要不要来看?我当时在哈佛高研院做研究员,仔细读了这批档案,结果写了戈鲲化一章。


这本书不仅没有传教士、胡适,最大的毛病是没有女性。我当初真想把赛珍珠放进去,我读了不少她的东西,但最终放弃。


我当时还考虑过把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作为一个案例。大家知道今年是太平洋铁路建成150周年,斯坦福家族就是靠建这个铁路赚的大钱。看过康奈尔大学历史教授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写的那本书《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就知道杜克是在中国怎么发大财的,因为杜克在中国赚了大钱,才有今天杜克大学这个私立学校。


斯坦福跟杜克都欠中国人的,应该给中国人设奖学金,或者最起码要感谢中国人。太平洋铁路有华工的鲜血和生命,杜克大学的钱是在牺牲中国人的身体基础上赚的,但是后来还是没写。第一,这本书的篇幅已经很长了。第二,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的事。在座各位,如果你们感兴趣,这些题目都可以做。


再次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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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美国人

徐国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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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梳理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六个领域的丰富历史轨迹,向读者展示,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自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质和运行规律,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活跃机制。“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关注中美两国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只注重政府和军队。从这种角度,我们可以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美关系史,并可能找到一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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